——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是近两年宏观经济政策锁定的三大目标。
    但是，如何处理好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关系，无时不在考验着政府调控智慧。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如何？结构调整的目标何时实现？通胀预期在什么范围内合理？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余斌。
    余斌表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结构调整重在消除体制扭曲；通胀压力具有长期性，应适当提高通胀容忍度。
    保持经济适度、合理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通胀三者之间既相关联系又相互制约，你认为，应如何协调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余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要达到上述三大目标，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有充分合理的认识，以便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首先，保持经济适度、合理增长，是处理好三者关系的关键所在。经济速度即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增长太高，通胀压力大增，结构调整无从下手；太低，通胀问题不存在了，但经济增长大幅下降，会带来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失业人数大幅增加等问题。社会不稳定，其他目标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结构调整是转换增长动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在更长时期内保持平稳发展的根本途径。过去，中国长期靠投资、出口的高增长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
    目前，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明显减缓，美欧债务危机存在恶化和蔓延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增幅下降不可避免。同时，投资的高增长带来的投资效率低下和银行呆坏账的增加，都给中国经济增长埋下很大的隐患。因此，需要把消费培育成经济增长的动力。
    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要把过去靠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业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转变成以在中高端产业领域通过技术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管理创新形成的新的竞争优势。只有实现了增长动力的转换和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另外，通胀压力具有长期性。要适当提高通胀容忍度，积极推进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关系，为结构调整创造条件。
    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
    中国经济时报：对经济未来增长潜力，你有什么样的判断？
    余斌：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在过去的十年（2000年—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5％。但是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滑坡的趋势非常明显。2010年一季度，经济增长为12％，之后基本是逐季滑坡的趋势，今年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到三季度只有9．1％的增长，已经开始偏离近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究竟是一种短期的周期性波动？还是一种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理论界是存在分歧的。有观点认为，今年经济增长下降，从国外来看，受美欧债务危机冲击，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减缓，导致中国出口增幅的下降；从国内看，为了抑制通胀，我们采取了紧缩型的财政货币政策，对短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年平均增长率9．9％，目前已经处在高增长的后期。30年的高增长在世界范围来看，都属于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更何况，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
    我们必须同时看到：一方面短期经济增长下降的确有国际、国内因素变化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处在高增长的后期，目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未来中长期潜在增长率在下降。
    中国经济时报：你所说的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指的是什么？
    余斌：所谓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概括为五点：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国际劳动组织预测，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在2003年达到较高水平，之后是持续下降的趋势。人口快速老龄化，将带来三方面影响，即储蓄率的下降、养老医疗费用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和经济社会活力的下降。
    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过去，中国一直处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劳动力的价格处在相对较低水平。近年来，伴随着“民工荒”、“招工难”的出现，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工资水平上升是政府政策干预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当前劳动力市场正处于供求基本平衡的状态。据预测，中国的就业规模在2015年达到顶点，随后逐步下降。
    第三，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之前，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大量引进、消化、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安排。现在，在很多产业和领域，中国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接近甚至超越世界先进水平，进入主要依靠自主创新的时期，技术的改进方向和发展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很大。在这个阶段，要实行经济的高增长基本是不可能的。
    第四，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过去，快速的城市化，其背后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增长。2009年，基础设施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27％以上，但当前已回落到22％，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度下降。
    第五，东部发达省市增长明显回落。今年前三季度各省市区经济增长排名中，排名最前的分别是天津、重庆、内蒙、贵州、四川；排在较后面的则是北京、上海、浙江、广州、山东、江苏，都是发达地区。2010年，东南沿海4省1市的经济总量加起来是17．15万亿，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为42．75％。当占中国经济总量比重很大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滑坡时，仅依靠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因此，当前经济增长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在下降。
    中国经济时报：你怎么看当前经济增速逐步下降？有哪些风险需要警惕？
    余斌：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增长的适度回落，有利于抑制需求过度扩张和短缺而引起的通胀，也有利于促进行业兼并重组，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但同时要警惕经济增长大幅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风险。
    相关风险主要有四个：第一，当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后，依靠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积累新的风险；第二，由于中国经济速度效益型的特征，当经济增长率下降后，财政收入增幅下降，中央财政可持续性和地方财政风险增加；第三，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还本付息压力将会增加；第四，经济增长率下降后，将带来行业产能过剩，行业赢利能力下降，企业破产倒闭的现象将会增加。
   结构调整重在消除体制扭曲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你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应该重点做哪些工作？
    余斌：结构调整重在消除体制扭曲。现阶段，我国结构调整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体制性原因导致的结构扭曲。主要表现为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和垄断，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
    要素价格被低估，主要表现在资源、土地、劳动力等价格严重低估，这会带来资源的盲目开采和浪费，还会带来中国出口产业竞争能力的虚高。
    资金的双轨制，导致国有企业以很低的成本拿到大量资金投资于低效率产业，带来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以及整个社会资金利用效率的低下。而油荒、电荒以及产业供给不足等现象，则是因为垄断造成的进入限制，导致竞争不充分、效率低下、供给不足等结构性问题。所以，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要素价格的低估、垄断，从而调整结构，改善资源配置。
    中国经济时报：未来结构调整的重点是什么？明年哪些领域在结构调整方面有可能取得积极进展？
    余斌：未来结构调整的重点力争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实质进展：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促进双轨利率向单一市场利率并轨，并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打破垄断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统一土地市场；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
    2012年有望实现增长速度平缓回落、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的格局。
    如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出口增长下降，这就意味着贸易顺差规模缩小，内外平衡进一步改善；在出口、投资下降的同时，消费增速会回升，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所提高；中西部地区将保持较快增长，有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农民收入增速有望继续高于城市居民，有利于遏制城乡差距拉大；工资水平上升，收入分配格局有所改善。
       适当提高通胀容忍度
    中国经济时报：虽然近期通胀压力明显缓解，但通胀预期是近两年宏观经济调控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你怎么看通胀对经济的影响？
    余斌：当前面临的通胀压力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有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有国外的输入性通胀压力，还有前一段时间货币多发引起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当然，也是结构自身调整的外在反映，如长期劳动力市场的低价格趋势发生变化等。
    具体说，造成通胀的原因有很多，如劳动力成本上升；农产品价格上涨；垄断产生的低效率、高价格；资产价格上涨和泡沫；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劳动力价格低廉，所以在农产品、工业品生产中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伴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农产品、工业品生产成本也将大幅增长。这必然助推通胀压力加大。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更好地管理通胀预期？
    余斌：通胀压力具有长期性，应适当提高通胀容忍度。农产品价格温和上涨将常态化，劳动力工资提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手段，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对外依存度也将进一步上升，宏观调控需要适当提高通胀的容忍度，为价格改革预留空间。
    要素价格改革短期可能推高物价，但中长期有利于供求关系调整和价格稳定。所以，只要管理好总需求，积极推动结构改革，并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力度，可以争取物价水平总体稳定，并减少通胀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十二五”期间，GDP增速保持在7％—8％，CPI同比增速控制在5％左右，着力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促进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实现平稳较快发展。(记者 王小霞)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